点亮一盏温暖的灯

　　陈伯吹（1906—1997），上海宝山人。儿童文学作家、翻译家、理论家、出版家，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，被誉为“东方的安徒生”。曾任中华书局、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，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。著有儿童文学作品《阿丽思小姐》《波罗乔少爷》《一只想飞的猫》《骆驼寻宝记》及理论研究著作《儿童故事研究》《儿童文学简论》《作家和儿童文学》等。1981年创立了“儿童文学园丁奖”（现名“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”）。

　　从1927年发表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，一直到1997年辞世，陈伯吹先生的文学生涯持续了70年。在这漫长的文学生涯中，他在儿童文学创作、理论、出版、教学等多个领域作出了全方位的贡献。其中，他对儿童文学教育的思考、研究和实践尤为后人瞩目。

　　陈伯吹，原名陈汝埙。1906年生于江苏省宝山县（今上海市宝山区）罗店镇。他的父亲陈文乔是一家布店的小职员，虽然文化不高，但十分开明，母亲张秀珍出身木匠家庭，温柔慈爱。陈家祖上以种桑养蚕为生，经济条件还算宽裕，但到了陈伯吹这一代，家中人口众多，经济趋于困顿，甚至每年除夕，一家人都要提心吊胆——债主往往会来上门讨债。父母面皮薄，不好意思面对债主，都躲开了，每每让汝埙和汝宽两兄弟给债主赔不是、说好话。一直挨到半夜，讨债人散去，他们才能安心过个年。

　　陈伯吹的文学启蒙是从私塾开始的。在私塾学了三年《千字文》《三字经》等蒙学读物后，陈伯吹进入宝山县立第二高等小学读书。校长李墨浓知道他家的经济情况，免除了他的学费，还给他取了一个别名陈伯吹。陈伯吹清楚自己求学不易，想方设法争取读书机会。有一次，一个学长拿着一本儿童书《无猫国》给同学们讲故事，陈伯吹读书心切，听完故事后还想仔细阅读，便开口借阅，学长有点舍不得，半是刁难半是玩笑地提出，让陈伯吹磕三个响头。没想到，陈伯吹毫不犹豫，当众跪下磕了头，成功借到了书——这次借书经历让陈伯吹印象非常深刻，后来被他写进了《穷孩子》这篇小说里。除了新兴的儿童读物，陈伯吹还从另一位同学家里借阅了《东周列国志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古典小说。这些阅读给他打下了一定的文学基础。

　　小学毕业后，父亲想让陈伯吹经商，让他做了三个月学徒，但热爱读书的陈伯吹，终究是说服了父亲，重新求学。1919年，陈伯吹考入宝山县甲种师范讲习所，这所学校属于公益性质，招收的都是像陈伯吹这样的乡村贫寒子弟。在这里，陈伯吹接触到了新思潮和新文化，开阔了眼界，也初步展现了在想象力和文字表达上的天赋。有一次，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个科学幻想：“如果在喜马拉雅山的顶峰上，用最强烈的电灯光，打出一亮一暗、一长一短的信号，要是火星上也有人，就会和我们地球上的人通讯、打交道，说不定他们还会到地球上来呢！”教国语的先生看到，十分惊喜，点评道：“小时候有理想，大起来有希望。”（苏叔迁《陈伯吹传》）

　　1922年，16岁的陈伯吹从师范学校毕业，到杨行乡朱家宅小学任教。朱家宅小学不大，只有几十名学生，而教员、校长、校工都由陈伯吹一人担任。这位还是个半大孩子却充满了热情的少年教师，开始施展自己的教育梦想。他白天在课堂上教课，傍晚在田头给孩子们讲故事，天黑了就回到卧室继续讲，孩子们也会把从村里村外听来的民间传说讲给陈伯吹听。夏收时，为帮助村里的农民照顾年幼的孩子，陈伯吹免费授课两个月。在此期间，他察觉到乡村儿童课外读物的匮乏，自己动笔撰写适合他们需求的讲义。以这段教书生活为素材，陈伯吹后来写出了儿童小说处女作《学校生活记》。和乡村孩子朝夕相处，陈伯吹奉献了自己的爱心，也收获了孩子们的爱戴，这段经历成为他儿童文学之路的起点。

　　1925年，因教学成果显著，陈伯吹被调到宝山县立第一小学当初级部主任。在新的小学，陈伯吹继续给孩子们讲故事、推荐课外读物，同样受到孩子们的爱戴。这期间，父亲和二弟相继离世，家庭的重担都压到了陈伯吹身上，为了赚钱养家，陈伯吹开始大量撰稿，给《妇女杂志》《儿童世界》《小朋友》《学生杂志》《少年杂志》等刊物投稿。1928年，陈伯吹来到了上海，先是在上海私立幼稚师范学校任教，后又通过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修班的考试，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。为了赚钱贴补家用，在学习和工作之余，陈伯吹继续拼命写作，杂文、诗歌、小说，都有所尝试，文风上也有意识地向当时流行的新文学作家学习。因为爱情诗很火，为了争取刊发机会，恋爱经验不多的陈伯吹开始写起了爱情诗。

　　陈伯吹的两首爱情诗被《小说月报》采用了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主编郑振铎专程约他谈话。郑振铎提醒陈伯吹，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，儿童文学对他才是适合的路。可以说，这是陈伯吹人生之路上最重要的提醒，陈伯吹感激不已，开始将重心转向儿童诗的写作。几个月后，他就编成了儿童诗集《小朋友诗歌》，交由北新书局出版。在出版《小朋友诗歌》的过程中，陈伯吹遇到了人生的另一个贵人——赵景深。作为一个很有眼光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编辑家，赵景深敏锐地发现了陈伯吹的才华。在赵景深的大力举荐下，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邀请陈伯吹编辑一套给小朋友看的丛书，此后又邀他创立了儿童刊物《小学生》。编辑《小学生》，是陈伯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这让陈伯吹得以结识一批热心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的教师和作家，如陶行知、陈鹤琴、沈百英等，这也让他和更多的儿童有了接触，从大量小读者的来信、来稿中了解了他们的生活、思想、感情和阅读兴趣，加深了他对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关系的思考。从此，陈伯吹的事业步入了更开阔的天地。

　　在后来的战乱中，陈伯吹颠沛流离，从事过多个职业，但不论是做期刊编辑、当大学老师，还是做出版社领导，他都没有偏离儿童文学这个大方向，儿童文学成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。

　　在创作文学作品的同时，陈伯吹对理论研究也有着浓厚兴趣。他曾这样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：“在‘繁荣创作’的同时，必须要并肩齐进地‘建设理论’。而建设理论的目的，仍然是为了繁荣创作。也只有在创作繁荣的景气中，积累经验，总结经验，成为有条理性的、系统性的经验教训，上升转化为理论。理论研究指导创作，创作以自己的实践证明理论，并修正理论。从而理论愈丰富愈完整，创作也就愈繁荣愈提高，它们在儿童文学事业上具有内在的联系，起着相互影响的作用。”（《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》）正是在这样一种良性的“左右互搏”的关系中，20世纪30年代初，他先后出版了《儿童故事研究》和长篇童线年代，在《儿童文学简论》《漫谈儿童电影、戏剧与教育》《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》三本专著出版的同时，兼具艺术性和教育性的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经典名篇《一只想飞的猫》也横空出世。

　　陈伯吹的儿童文学工作，几乎总是伴随着教育工作开展的，两者密切联系，互相配合，不论在创作还是研究之际，他都十分注意教育儿童的需要，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是文学性、思想性和教育性的统一：“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被认为是十分道地的艺术品。它要求注意力还不专、认识力还不高、领悟力还不强的儿童，能够在读完作品后起着共鸣、获得感染，因而必须要求有着高度的艺术性；而高度的艺术性往往体现了高度的思想性，它们也往往是存在着有机的联系。”（《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》）这种儿童文学观让他数次遭受批判或质疑，但终其一生，陈伯吹“固守己见”，用束沛德的话说，“在坚持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上，他的态度一以贯之，极其鲜明，斩钉截铁，毫不含糊”。

　　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性是陈伯吹儿童文学观的核心内容。他认为儿童文学区别于的特殊之处便在于它具有教育的方向性。为了写出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，为了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，就要了解儿童的心理健康状态和年龄特征，为此，他要求作家在创作时要心有儿童，要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，善于从儿童的方面出发，以儿童的耳朵去听，以儿童的眼睛去看，特别是要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，他还要求儿童文学期刊编辑要有童心童趣，要从“儿童观点”出发，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来稿。

　　长篇童话《阿丽思小姐》是新中国成立前陈伯吹出版的几个长篇童话里艺术性比较强的一部，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他文学教育观念的一部作品。这是陈伯吹受英国作家刘易斯·卡罗尔的名作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影响写的“仿作”。虽然最初他是为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神奇的想象、生动的故事情节、高妙的艺术表达而着迷，但等到动笔之际，因为“九一八事变”受到的震撼，陈伯吹在童话里融入了不少阿丽思抵抗侵略的内容，这导致文本出现了割裂感，用他本人的话来说，一些地方“生吞活剥，艺术性不成熟，不免是有‘图解’之讥”。但《阿丽思小姐》的教育性不仅体现在反抗侵略，他的知音赵景深在《〈阿丽思小姐〉初版书前》一文中体贴地代作者给小读者暗示，此书可以教给孩子们很多东西：自然的知识、思辨的习惯、认真学习的态度、作文的示范、修辞的方法。《阿丽思小姐》的出版在文坛引起了一定反响和关注——1936年春，陈伯吹在内山书店买书时偶遇鲁迅，鲁迅还主动和他谈起这本《阿丽思小姐》。

　　与《阿丽思小姐》几乎同时的《儿童故事研究》，则更为完整而翔实地呈现了陈伯吹的文学教育思想。这是他的第一本理论著作，是多年来阅读、创作、思考儿童文学和在乡村学校进行文学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。

　　我国儿童文学在诞生之初便和儿童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随着教育界对儿童文学重要性认识的深入，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儿童文学热潮，“教师教，教儿童文学，儿童读，读儿童文学，研究儿童文学，演讲儿童文学，编辑儿童文学”（魏寿镛、周侯予著《儿童文学概论》）。儿童文学作品普遍被当作小学国语课的课文，研究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成为一时风气，涌现了许多探讨儿童文学教育价值、儿童文学课程标准、儿童文学教材编写、儿童文学教学实施等话题的文章。这阶段也出现了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专著，如1924年朱鼎元编写的《儿童文学概论》、1927年赵景深撰写的《童线年张圣瑜编写的《儿童文学研究》等，这些著作大都因教学的需要由教师的授课讲义发展而来，十分重视儿童文学教学和儿童阅读内容的研究。

　　《儿童故事研究》的写作也受到了这个风气的影响，但其视野的开阔、分析的精深，又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大大推进了一步。全书共六章，分别讨论了儿童故事的价值、趣味、选择、讲述、教学、领域六大议题。一方面，陈伯吹精确指出儿童故事的多种教育价值：满足儿童游戏的精神、给儿童精密的观察、增进儿童智慧与想象、扩大儿童与社会的联系、培育儿童品性、培养语文能力等。另一方面，他十分强调“故事”的趣味性，认为“趣味是儿童故事的基础”“趣味在儿童故事的材料中，是最低限度的需求，必要的条件”。

　　该书最精彩的章节是对故事描述和故事教学的论述。陈伯吹借助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相关理论，用丰富的儿童文学作品作案例，详细分析介绍了故事描述的艺术、要点和方法，既包括故事内容、情节设置方面的技巧，也包括教师讲述故事之际表情、提问方式、语言表达、实物利用、声音语调等方面必须要格外注意的事项。如他以安徒生的多个童话为例来说明给儿童讲故事“要理解儿童的语言，要模仿儿童的语言，要将自己的语言合理地儿童化”；又如讨论“讲述的方法”之际，他指出有“重述法”和“改作法”两种，论及“改作法”，他又举《金河王》《丑小鸭》为例，分析了改作故事的几个通常做法：删除多余的人物、删除多余的情节、删除多余的主旨等。此书出版后，被列为“上海幼稚师范学校丛书”。《儿童故事研究》既有理论阐释，又有娴熟的教导学生的经验总结，对我们当下的儿童文学阅读和学校文学教育依然有指导作用。

　　1934年，陈伯吹受邀担任大夏大学暑假讲习班和“附设女子幼稚师范科”的儿童文学课讲师，授课的教材就是这本书。从这本书的写作开始，陈伯吹的儿童文学之路由创作、编辑拓展到了理论研究领域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了写好这本书，陈伯吹阅读了大量作品，如《天方夜谭》《伊索寓言》《土耳其寓言》《北欧神话》《希腊神话》《王尔德童话》《托尔斯泰童话》等，这些他读过且书中提到的各类“故事”（在陈伯吹的这本书里，“儿童故事”基本上属于比较广义的“儿童文学”范畴）都附在了书后的书目（《儿童故事的参考》）里。陈伯吹这份列举了110本书的书单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童书书单。

　　陈伯吹的研究领域涉及儿童文学研究的多个角度。其中，他对幼儿文学的重视，对动物故事、科学文艺的倡导，都走在了时代前列。而他之所以重视这样一些问题，教育价值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。

　　早在1962年，陈伯吹就呼吁发展幼童文学。在《谈幼童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》一文中，他提倡发展“图画读物”（实则就是现在流行的图画书或曰绘本），认为“愈是小的儿童，愈应该运用‘直观教学法’去帮助、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”。他充分意识到了图画读物的教育价值：“图画只是文学凭借它来作为一种表现的形式，正像凭借文字来作为表现的形式一样，它的实质是个有目的、有组织、有思想、有艺术，经过精心构思的文学故事，不但有动人的情节，还有深刻的教育意义。图画在幼童文学书籍中当然并不是‘装点门面’，也不仅是帮助‘说明内容’，而是作为主体来表达思想的，它比文字更形象地直接诉诸幼童的感官。”历史上不缺乏有些人强调儿童读物里插图的重要性，如鲁迅就强调插图可以“补助文字之所不及”“不但有趣，且亦有益”。但陈伯吹将图画的重要性提升到和文字相同的地位，将图画本身当作“主体”“一个完整的故事”来强调，能够说是十分超前和有创见的。此外，他还对幼童文学的语言、题材、装帧设计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，强调“幼童文学作品应该是地地道道的艺术品”。这些论述，在当年可谓“空谷足音”。60多年过去，以图画书为代表的幼儿文学的创作和出版，已呈一片繁荣之势。

　　至于作家作品研究领域，陈伯吹撰写了《王尔德和他的童话》《马克·吐温和儿童文学》《斯蒂文生和他的〈金银岛〉》等一系列外国作家作品论。此外，他还以序跋的形式写了数百篇国内外作家作品评论。其中，评论外国文学作品的有《〈快乐王子〉序》《〈小老鼠斯图亚特〉序》《〈小夏蒂〉序》《〈绿野仙踪〉跋》《〈兽医多立德的冒险故事〉跋》等，评论国内作家作品的有《〈老鼠看下棋〉序》《〈圆圆和圈圈〉序》《〈苗苗的故事〉序》等。对这些作品的评价，陈伯吹一如既往，既关注它们的艺术特色，又关注它们的教育意义。如他在评价《小夏蒂》艺术表现上“风物描写富丽，饱含着诗意”的同时，又指出该书“对培养儿童热爱大自然、热爱生活、热爱老人、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，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”。他在夸赞《圆圆和圈圈》“语言流利顺口，写来很有点儿童情趣，能赢得幼儿们的欢心”的同时，也不忘提醒“老师在教学时，运用这作品，生发开去，能更加进一步扩展幼儿们的视野，一个更广阔、更美好的世界”。

　　尤为难得的是，陈伯吹对乡村儿童的文学教育投入了相当多的关注。虽然成年后长时间工作、居住在城市，但他一直挂念着乡村儿童的成长和发展。1947年，在《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》一文里，陈伯吹很痛心地呼吁出版界关注乡村儿童的读物编著问题：

　　中国的儿童，正在惨痛的内战中长大起来，贫穷、饥饿、失学、流浪、犯罪、疫病，重重压迫着新中国幼苗的成长，而这些幼苗，绝大多数散处在全国农村各地。那些地方也正是世界上最落后最黑暗的角落，编著一些什么样的读物给他们看呢？是不是写述一些都市的足以炫耀夸张的豪奢的生活与新奇的事物？是不是写述一些封建的歌功颂德的言词，鼓励并且引诱他们盲目地奋斗成为独裁的奴役人民的“伟人”？是不是写述一些人云亦云的歪曲的言论去欺骗他们，因而让他们没了是非正义的感觉……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论哪一个现代的中国儿童都不需要这种庸俗的编书匠给予他们的“渣滓”。他们所需要的是——正确的认识与思想，科学的智识与技能，艺术的欣赏与创作。前提决定了，随后依照着选择题材，随后动手编著。

　　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”有博爱之心的陈伯吹，直到晚年还牵挂着乡村儿童读书的难题，他曾对出版界的同事说：“现在出版的儿童读物，都是为城市中小学生写的。我们的作家队伍中，很少有人为工人、农民的孩子写书，书价又很贵，一年有多少本送到农村、工厂、矿山去？可怜得很！领导上不下决心、不重视、不多投入，就没有解决中国孩子的读书问题，我们也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！”（陈模《陈伯吹——中国儿童文学的“祖师爷”》）

　　如今，中国乡村儿童的文学教育状况已经有明显改善，陈伯吹忧虑的问题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缓解，但乡村儿童读物任旧存在“书少”“无人编”“太贵”等问题和困境，需要各方面一起努力，多管齐下，才能逐步缩小城乡儿童读物出版的差距。

　　陈伯吹温和谦逊，自称为“大时代中的小人物”“文艺大军中的一个小兵丁”，实则，他是难得一见的通才，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一座难以跨越的高峰。

　　终其一生，陈伯吹对儿童文学教育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心力，形成了系统的儿童文学教育思想，并且知行合一，用实践验证着他的理论和倡议，成为儿童文学教育理论和实践的“集大成者”和“先行者”：作为作家，他心系儿童，努力创作艺术性和教育性兼备的作品，希望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；作为研究者，他对童话、故事、寓言、儿童小说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都有过详尽的论述，并且结合自己的教育经验，给出了详尽的教育学生的方式和课程策略，《儿童故事研究》就是给家长、教师和图书管理员看的文学教育指导书；作为教师，他身体力行，在小学里给孩子们讲故事、朗诵诗歌，在大学里讲授儿童文学课，培养文学教育后备人才；作为编辑，他曾在多个重要的儿童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任职，编辑过《小朋友》《大公报·现代儿童》“小朋友丛书”等儿童读物，还倡议编写以优质儿童文学作品为主的小学教科书，呼吁采用一流作家、一流画家、一流纸张和一流印刷，让孩子们打开书来就能看到名家名篇；作为翻译家，他精挑细选，向国内小读者推介了不少国外经典儿童文学作品，像《绿野仙踪》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《小夏蒂》（今译《海蒂》）《兽医历险记》（今译《杜利特医生非洲历险记》），这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童书经典都是他译介的。

　　陈伯吹选择了最对自己最合适的儿童文学之路，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了儿童文学事业。不论是早年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师、初露锋芒的文学期刊编辑，还是后来的知名作家、著名学者，他一直奉行“敬业而爱人”这个准则，不畏艰难、坚忍执着地奋斗在每一个岗位上，一如他笔下童话里那头寻宝的骆驼，不寻到能带来绿洲的百花种子，绝不放弃。

　　因为成长路上受过他人的热情扶植，也为了建设儿童文学的作家队伍，以更好地对儿童进行文学教育，陈伯吹在自己奋勇前行的同时，还热诚鼓励、团结、帮助儿童文学新人成长。20世纪40年代后期，他在上海主编《小朋友》杂志和《大公报·现代儿童》副刊之际，亲自写约稿信、给作者回信，甚至登门拜访年轻作者，鼓励他们积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，鲁兵、圣野、任大霖、方轶群等儿童文学作家都得到过他的指点。方轶群曾感慨地说，自己是被陈伯吹“搀扶着跨进儿童文学百花园”的。1981年，为了推进热爱的儿童文学事业，勤俭了一辈子的陈伯吹捐出自己的稿费55000元，设立“儿童文学园丁奖”（2014年更名为“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”），借此奖励、扶持儿童文学新秀。晚年的陈伯吹还应邀撰写了大量序文，光是结集成册的就有《他山漫步》《火树银花》《苍松翠柏》《天涯芳草》四本。对那些请他写序的作者，不论亲疏，他总是热心地而且十二分认真地阅读他们的作品或研究著作，然后给予诚恳的推荐和品评。

　　一盏灯亮了/百盏灯亮了/点亮了郭风的《小野菊的童话》/点亮了圣野的《小灯笼》/点亮了鲁兵的《火的主人》/点亮了任大霖的《百支光和五支光》/一盏灯亮了/百盏灯亮了/那照亮黎明前的黑暗的/巨人手上的灯光呵

　　陈伯吹点亮的这盏灯，温暖了许多年轻的作家，也温暖了无数的孩子们，还将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百花园里继续发光发热。